南都社论

     今年5月,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发表演讲时说:“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,他们才有希望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,那是没有未来的。”日前,温家宝寄语大学生,以诗文阐释自己对“星空”的理解:“星空”意味着“无穷的真理”、“凛然的正义”、“博大的胸怀”和“永恒的炽热”；温总理对大学生的期望则是,要“学会做人,学会思考,学会知识和技能,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”。

　　康德在《实践理性批判》一书的最后说:“有两种事物,我们越是经常、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,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、有增无已的惊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: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。”“星空”这个词具有某种符号性质,它代表宇宙中那些令人敬畏的、超越俗世的、神秘而高蹈的命题,远及生命与宇宙的神秘,近关人类的道德与社会的秩序。模糊一点讲,“星空”是指那些与个人社会生活不直接相关的内容,仰望“星空”指的是更纯粹的灵魂生活,这种灵魂生活几乎完全属于个人内心的范畴。但是,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这样微妙,个人最隐秘的灵魂生活却是人类集体意识的源泉,而且也是社会文化演进与制度变革的内在要素。就是说,只有个人的灵魂生活趋于纯粹、真诚、深入,整个民族才有持续进步的可能,才可能有长远健康的前景―――“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,他们才有希望”。

　　温家宝对大学生的寄望,几个月之内重申了两次,它不是风花雪月,而是有针对性的。它所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的“星空冷漠”。如今的大学生、年轻一代甚至整个民族,都表现出对宏大与抽象命题的冷漠:不论是国家的民主进程,还是世界和平的局势；不论是大自然的奥秘、还是人的深邃内心,都被认为与己无干,不值得关心。这些话题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,甚至也被人们谈论,但是多半那些信息都被八卦化,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一部分。这个判断可能有些笼统,中国当然有人在仰望“星空”,只是数量可能太少了,而且这些人几乎一定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,他们自动沉默、很难被识别,甚嚣尘上的都是功利而“务实”的声音。

　　不久前,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做了一个专题描述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,并将他们称为“我一代”。在杂志封面上有这样一行字:“忘记民主。中国二十多岁的人忙着享受生活,无暇顾及政治。”这个结论出自美国人的视角,中国人可能无法完全认同。比如说,许多中国的年轻人,实际上是在忙着经营自己的生活,还无法从容地享受生活。但是另外一半结论,忘记民主以及无暇顾及政治,却是中国人的普遍状态,我们自己也深有同感。很多人将这种普遍的政治冷漠归结为历史的创伤,但其实历史的伤痛记忆并没有传递下来,新一代年轻人的政治冷漠,更主要的原因是环境不鼓励。一个几乎不需要论证的事实是,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,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年轻人对政治的正常热情,严肃诚恳地关心政治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。由于现实规则的阻碍,人们的激情不能有效地转换为理性的思考与行动,而被扭曲为愤怒和仇恨的空洞发泄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,龙应台说,台湾的年轻人是“不会闹事的一代”,因为当时台湾的教育强调的是“乖”,孩子们既不能独立思考,也没有价值判断,自然不会闹事。现在的中国社会,在学校教育中存在完全相同的问题。同时,社会作为一所更大的学校,它以自己严酷的奖惩机制分配了人们的注意力和兴奋点,它所塑造出来的便是这样的人群:专心赚钱、享受个人空间、回避面对或反抗环境的不合理束缚、不去处理内心对真理和正义的本能向往……“我一代”好像已经解决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烦恼,呈现出可疑的轻松、快乐甚至美好。

　　政治冷漠只是“星空冷漠”的一部分。理想地说,一个时而仰望“星空”的人,一个留存一份灵魂生活的人,一个关注更广阔的人世和更深邃的宇宙的人,才算是一个完整、健康的人。这样的人的生活,才真正值得去过；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,才会持续地创造美好、拥有美好。但是,目前我们的社会将人塑造成了另一个样子。我们的民族当然需要一些仰望“星空”的人,而那些渴望灵魂自由的人,则需要这个民族的集体价值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激励才能够拥抱“星空”。

延伸阅读：

《仰望星空》

温家宝

我仰望星空，

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；

那无穷的真理，

让我苦苦地求索、追随。

我仰望星空，

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；

那凛然的正义，

让我充满热爱、感到敬畏。

我仰望星空，

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；

那博大的胸怀，

让我的心灵栖息、依偎。

我仰望星空，

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；

那永恒的炽热，

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、响起春雷。